【背景链接】
　　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凤冈镇发生拆迁自焚事件，3人被烧成重伤，其中1人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时任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在机场拦截欲赴京接受采访的拆迁户家属，时任县长苏建国率人到医院抢夺死者尸体，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时隔1年，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前县长苏建国悄然平级复出。宜黄官员复出事件引起网络一片“声讨”，在“民意”面前，“高举轻放”的官员复出现象到底该给个怎样的说法？

被问责官员换个身份“重新复出”暴露公务员制度漏洞

　　【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11月22日，经抚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并票决通过，提名邱建国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11月29日抚州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对两人进行任命。
　　抚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宋东方说，邱建国和苏建国两人因在宜黄拆迁事件中负有监管不力的领导责任，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抚州市委于2010年10月9日对两人作出免去职务的组织处理。截至2011年11月，两人受组织处理一年影响期满。
　　抚州市委组织部称，抚州市委、市政府对邱建国和苏建国受组织处理影响期满后重新安排任职，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
　　然而，民众却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宜黄官员的复出激起了网民们的情绪。对此，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如果问责没有厘清问题和责任的所在，那么责任官员的复出自然也不合理。按理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随意免除官员的职务或强迫其辞职，即使官员真犯了错也不该一棒子打死，终身不能为官。然而目前一些地方的问责就是在走过场，在风口浪尖上让官员退下来，避避风头，起到舒缓矛盾的作用，而后照样官复原职高枕无忧。如果说责任官员的复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不必如此“低调”。民意不满也正来源于这样悄无声息、说法不明确的复出。”
　　下马确实不意味着绝对退出行政系统，如果真的改正错误，转到一个能“有所为”的岗位上也不算人力资源的浪费，但程序上的公开，保证民众知情权很重要。虽然对问责官员的再任用并没有违反现行组织、人事规定，是合法的，但是1年刚过，他们真的就适合又回到平级的领导干部岗位上吗？哪些证据能给予证明？这些问题不给出公开解释，民意自然不买账。
　　细数《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相关规范模糊、笼统，操作性不强。这类模糊字眼，无疑在启动问责的同时就为官员复出留好了一个方便之门。官员复出既然没有一定之规，必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制度漏洞，这些漏洞散见于启动问责到官员起复的整个环节。
　　漏洞之一：问责后缺乏分类管理
　　承担政治责任免职、辞职的官员，承担法律责任降职、撤职的官员，分别应该遵循怎样的处分期限，分别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起复条件，都需要条分缕析，对号入座。以免职和撤职为例，撤职处分是一种行政惩戒措施，属于行政处分的范畴;免职是法定的人事处理种类，不具有惩戒性，但恰恰因为相关规定付之阙如，我们看到在2008年问责风暴过后，民意压力一旦纾解，无论是免职官员还是撤职官员均被视作“起点公平”，大都在一年之内“咸鱼翻身”。
　　漏洞之二：复出前缺少跟踪评估
　　轰轰烈烈的问责之后，官员淡出公众视野，就进入灰色地带。问责之后、起复之前的这段时间，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按照2002中组部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实绩突出”的标准究竟应该如何细化？“实绩突出”的结论是由组织决定还是交给群众研判？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
　　漏洞之三：复出中没有公开透明
　　今年以来，多位“问题官员”悄然复出，人们不禁怀疑这些官员履新是否连最起码的任前公示都被省略。当公众在媒体报道中，不期然发现这些官员出席会议、组织调研的行踪时，官员复出已经假组织意志之名成为一个既定事实，这时，民意不再具有强有力的矫正功能。毋庸置疑，假如官员的复出缺少公示程序，也会与王勤和张志国一样，低调转任，继续潜行于官场。
　　按照现行《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
　　[对策措施]
　　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中国这实在不算什么新闻，而且也已有媒体用标题发出这样的哀鸣：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深究起来，免职这玩意，实在算不上什么明媒正娶的“官员处分类别”，在党政主要处分罚则中，能与之有些牵连的只有“撤职”。只是在党内一个名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文本中，将“免职”开列出来，自此以后，几乎所有涉及官员问责的个案，能看到的，无一不是免职。
　　从官员问责的制度演进中不难发现，中国官员的问责从一开始就抛出一个幻象，以为引咎辞职、免职之类的说法，真就一耙打回一介平民了。实际上，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米面油各项待遇丝毫不变，难怪有论者感叹中国的免职问责像是“带薪休假”。
　　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前县长苏建国在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是基于“其在对犯事官员任职失察、间接管理不当的连带领导责任”，而非具体的法律责任，“他们均没有在拆迁自焚事件现场，并不会追究其对此事件的直接法律责任。”对其是否继续任用，也成了内部组织系统考核的内容，这就完全规避了人大的问责和对他未来任职的考核。这种重大事件，政府应当按照《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向公众解释说明问责官员复出和重新任职的理由。这是政府本应承担的说明责任。而现在，人大缺位，政府失声，最后只好通过媒体、大众来监督甚至谴责，这是非常不理想的状态。
　　要避免官员问责制度在老百姓心目中成“儿戏”印象，各级人大应履行作为权力机关的职责，对问责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和考核。制度力量和媒体监督等非制度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够使得政治健康发展。造成公权力看似合规合法却不合理行为的原因，在于其规避了各级人大对“问题官员”的政治问责和任职考核，使得政府“内部管理”替代了外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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