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08 15:17 公安招警考试 //jx.huatu.com/zhaojing/ 作者：黄国斌 来源：华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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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公告：2015年江西招警面试核心热点:14个不得不看的争议话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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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十一：
武汉城管“请商贩打分”之举，则体现一种良性互动与制约理念。由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城管着眼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共同提升治理能力。
继“眼神执法”“举牌执法”“围观执法”“献花执法”之后，武汉城管又出新招——“请商贩打分”。成绩将对城管队员评优、绩效工资产生影响。
与前些年一些地方城管的暴力执法屡屡引起媒体聚焦相比，武汉城管近些年的一系列创新举动，亦屡屡吸引了媒体公众的目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一些城管粗暴执法被曝光而导致执法委顿后，武汉城管没有倒下，而是一直在寻求突围。
毋庸讳言，这种探求的勇气和精神值得嘉许。同时，武汉城管的实践表明，城管执法，并非是简单的二元选择题——要么粗暴，要么放任。在这两极之间，其实存在多种变量和选择。
事实上，武汉城管更是在回答一道城管的考题。前些年，因诸多城管失当行为，而使城管集体性地跌入“塔西佗陷阱”。此后，不论城管所做的是正当还是失当，所说的正确还是错误，人们都倾向性认为，城管不好。显然，这道考题至少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解决公信力流失的问题。第二步才是解决治理能力的问题。
不能不看到，这道考题不少地方的城管并未回答。他们依然是在惯性地思考和行动，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反应。其结果，不是在与时代发展和社会要求相合拍，而是渐行渐远。这样的状态，且不说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反而容易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点燃社会情绪的爆发点。
今天的城市管理，与其说是政府治理的一个相对边缘性分工，不如说是与群众对接最直接、与社会接触零距离的一个重要部门。从政府部门的架构看，没有哪个部门汇集了如此复杂的群众切身利益，而且多是社会底层群体。小摊小贩们为寻生计、寻活路，才以这样一种底层生存的方式，彰显一种顽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城管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而且是最复杂的那种，最考验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尽管，城管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经营个体，但这些个体的背后，却是整个社会。城管也许并不害怕这些个体，但对社会却必然敬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做给个体看的，其实是做给社会看的。他们对每一个个体所建立的公正执法、规范执法，其实是在一点一滴重树他们所流失的社会信任。
突围也许正蕴含其中。城管积极寻求改变，将不仅可能带来其公信力的回流，还有可能提升其治理能力。武汉城管的一系列探索举动，其实都显示了一个底线：非暴力。实践表明，也只有在这个底线上，人们才可能选择对城管信任。但是，突围之后，城管的出路又将在哪里?
显然，这需要城管的治理理念进行一系列革新，才能最终带来治理的转型升级。认清自己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就是一大革新。武汉城管“请商贩打分”之举，则体现一种良性互动与制约理念。由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城管着眼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共同提升治理能力，而不是自暴自弃，或是我行我素。
武汉城管“请商贩打分”之举，则体现一种良性互动与制约理念。由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城管着眼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共同提升治理能力。
商贩与城管，宛如鼠与猫，关系微妙。事实上，最了解商贩的是城管，对熟悉城管的是商贩，商贩与城管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武汉让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打分，让管理者以更好的态度、方式服务于被管理者，让人充满期待。
商贩评城管，很美很好。一则，商贩掌握城管工作业绩与绩效，就似掌握城管命门，能有效遏制城管们的冲动执法。二则，城管为了取得好成绩，必须讨好商贩，能有效弥合二者对立的情绪。三则，赋予市民半数打分权重，能客观反映商贩、城管工作实绩，推动二者合作共荣。一石三鸟，一项评分行动，带给城管、商贩、市民好处多多，是善治之举。
商贩评城管，实际管用。一直以来，城管与商贩的关系很尖锐。商贩能够提供便捷的服务，但又会占道经营、滋扰市民生活;城管能够管理城市“脏乱差”的环境，但执法粗暴、怨声载道。因此无论是“微笑式”、“体验式”、“眼神式”执法，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城管与商贩的对立。此次让商贩考评城管，能够改变城管与商贩的“水火不容”，让城管携手商贩共创美好城市。
商贩评城管，制度跟进很重要。商贩评城管要起到实际作用，既要创造评分环境，保障商贩的打分权重，健全打分的程序，建立打分平台，严格执行考评结果;又要创新权利救济方式，制止商贩恶意打分，惩治城管蓄意报复;还有引入监督机制，确保市民半数打分权重、发挥媒体监督职能。
商贩评城管，迈出作风转变一大步。希望武汉城管再接再厉，不断赋予商贩评城管新的内涵，让城市执法越来越美。
话题十二：
近日，河北魏县一项关于干部任用的规定引起舆论关注。在此之前，甘肃金昌、山西河津等地出台的类似规定，也曾引来众议纷纷。
对领导干部，“德”的考量无疑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这是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这一点，毫无疑问，全社会有着广泛共识。
至于为什么魏县的“德孝治县”会引来质疑，恐怕主要还在于考核官员的“德”，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标准。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在这种语境下，“不孝顺”父母的官员是否肯定就不是好官?一名干部是否孝顺，应该由谁来加以评判?家人的认定，是否可以作为绝对的标准?这些问题不考虑清楚、不回答明白，遭受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毋庸置疑，干部的“私德”也是“德”的重要方面。这也是魏县干部群众认可“德孝治县”的重要原因。同时，“无德不孝一律不考虑”，并不意味着“提拔干部唯孝是举”。从这样的角度讲，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考核“德孝”的具体方式。
按照魏县的规定，提拔干部在组织考察环节中，将认真调查了解考察对象在孝敬双亲、夫妻关系、教育子女等方面的情况，并由其父母、岳父母、公婆、配偶等写出德孝方面证明材料;凡是德孝方面有问题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由此可见，干部的“私德”是由“自家人”来考核的。而到了现实层面，为人父母者大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又有多少父母会因为孝顺问题来牵制儿女仕途的升迁呢?由是观之，公众担心该制度会沦为“花拳绣腿”不无道理。
有人就此提出，在此项指标考核中进一步加大“自家人”之外的其他群众的发言权，“德孝治县”的措施价值也许就能更好地实现。果真如此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对于“孝心”这种主观性很强的指标，要求外人来做评判，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概而言之，“德”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孝”只是其中一项指标，而且认定难度较大、认定成本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虽不可否定“德孝治县”的良好初衷，恐怕也不能对它寄予太高的期望。围绕河北魏县“德孝治县”展开的诸多讨论，其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具体到操作层面，仍有不少经验需要探索、不少难题需要破解，任何“一抓就灵”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应该说，“孝”不仅是传统美德，更是基本人伦。正如齐景海书记所言，“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能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齐书记的“德孝治县”，以及“决不能让不孝敬父母的人得到提拔重用”，的确不乏依据。
然而，“孝”本属道德范畴，而道德这个东西，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更不可能有量化的指标。于是，当“孝”还是“不孝”更多是见仁见智时，以此作为“治县”、“用人”的依据甚至标准，其实很难有统一的标尺，自然也就难免流于形式。以魏县为例，尽管提拔干部必须有父母的德孝意见证明，无德不孝一律不予考虑，但是，父母出具“德孝证明”，是否能真实反映出子女的德孝，显然需要打上个问号。即便是不孝子女，父母们因为舐犊之情，甚至出于子女前途的考量，也同样可能违心的出具“德孝证明”。如此“德孝证明”，当然形式要远大于实质。
不仅如此，干部德孝考核机制即便不无裨益，聊胜于无，但是，对于干部而言，“公务”和“家务”其实并不能被混为一谈，干部考核更不能简单的唯“德孝”是举。现实中，孝子未必就是清官，用贪污所得来孝敬父母的贪官，也大有人在。假如对于干部的考核机制不是更多地关注对其公务和权力的监督，反而过度聚焦德孝这类“家务事”，也就难免误入歧途。
一言以蔽之，“德孝治县”固然不乏善意初衷，但“孝”其实未必“廉”，“孝官”也不能和“清官”画等号。
话题十三：
温总理向农民工征求意见。那么，这些群众代表应该说什么样的真话呢?
第一，应该“多反映意见”。国家总理要邀请基层代表来汇报工作，参加讨论，基层群众肯定想用准备最充分的发言稿向总理建言献策，这种很有“发言含量”的发言容易陷入另一个误区，肯定多、赞美多，有些发言还可能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倾向，缺乏独到见解，充当了留声机的功能。现在，在不少地方，领导的管理思维狭隘，行政理念落伍，爱好“听喜不听忧”，甚至对不同意见压制打击，造成言路堵塞，政令不够通畅，影响了行政效果和政府形象。温总理曾说，说话办事要有真情实意，“心里为念农桑苦，耳中如闻饥冻声。”为官者，不管大官小官，都要把百姓记在心里。温总理的寻求真话、广开言路的宽阔胸襟无疑就是一面明镜，能更多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使各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有效保护，使社会得以稳定和谐。
第二，应该“多说心里话”。群众代表毕竟是基层群众的代言人，虽然面对国家总理等高层领导，他们也应该抛却顾虑，敞开胸怀，敢于反映内心真实声音，就像敢于向温总理反映农民工工资被欠款问题的重庆农妇熊德明一样，敢于说话，大胆说话。拉家常、不设防、说利弊，这种鲜活的对话方式能充分调动群众代表的发言积极性，了解到最鲜活最基层的信息，各种问题才能自然流露。面对高层领导不亢不卑，坦诚如初，群众代表和各种参政议政者应该具备这种坦荡无私的政治自信和真正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政治智慧。【更多话题关注黄老师229295883】
第三，应该“多反映实际情况”。发言稿因为是事先写好的，很容易陷入模式化，有不少套话、官话，“真诚含量”有限，不敢讲真话、不敢讲问题、不敢披露尖锐问题，问题被掩盖，成绩被美化，发言成为“走过场”，如此“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八面玲珑式的发言虽然风雨不透，但因为将实际情况掩盖起来了，达不到参政议政、推动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目的。党和政府最需要的是真实声音，这才是代表议政的真正含义，从这个角度上说，总理的“放下稿子说真心话”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批评，更是对高效务实的行政效率的弘扬、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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